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坛名宿博班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在接受《卫报》独家采访时，他分享了自己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对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午后的轻雾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令这座建筑的陡峭轮廓显得更加庄严。在对街的一栋楼内，博班正讲述自己重返此地的原因。他与记者们围坐在食堂一角，品尝墨鱼汁烩饭；而在房间另一端，正是他年轻时在此受训并逐渐崭露头角的地方。“从感情上讲，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一页，”博班望着周遭熟悉的环境，回忆道，“如果不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里呢？”

他的足迹曾遍及足球界的各个角落。在管理岗位上，博班的每一段经历都短暂而夺目。若非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与欧足联担任重要职务并持续发声，足球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自两年前高调离开欧足联后，外界常常猜测这位有主见、坚持原则的人还能登上更广阔的舞台。然而现实是，他的天地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收缩又延展：在苏黎世与尼翁那些职位所带来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经消失，但没有任何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始终处于公众视野中，直面接连不断的关注与批评。

当天报纸的内容便是明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尖锐的批评纷至沓来。“人们总说耶稣是善良的，”他平静地表示，“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善良，这很清楚，不是吗？可他们依然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凭什么能避开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番话体现了博班一贯的风格。六个月前，他强势归来，先是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当选主席，他决心重塑这家母队——他19岁就成为队长，34年前离开这里前往米兰效力。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中的俱乐部恢复活力。而这份重任，他不收取任何报酬。

“我一辈子都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们，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他坚定地说，“所以当他们邀请我回来时，我怎么能说‘不，我已经57岁，只想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呢？如果我拒绝，那就违背了我一生信奉的价值观。”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小时里，博班阐述了自己的愿景，也不回避那些需要理清的难题。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改议案非常不妥，该议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直接表示博班“不值一评”。

球员时代的博班随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欧冠冠军，退役后进入管理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望这段经历，是否留有遗憾？

“我只遗憾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个地步，很抱歉事情会变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相处得很好，与他的家人也很融洽。但我做了我认为必须做的事，也明确表达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的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反复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行事，也没有像被惯坏的小孩那样耍性子。我仔细斟酌，给自己时间思考，也给他人时间理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一样。”他承认，如果没有那次分歧，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异议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正如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一样。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将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2016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表示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曾经“惶恐迷茫、失去方向的机构”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定地捍卫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辩护——他是该项目的核心倡导者之一。

博班认为，许多分析忽视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他指出，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消耗的时间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并借此“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举动，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他如此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简直看不下去。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念头，过于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治人物和所有这些事情。”

“起初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迈进。可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轨道。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自己和国际足联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成为一个政治组织，可他现在正把它往这个方向推，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之前做的所有好事，这并不是因为我曾与他共事。可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唐的事’把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惋惜：为国际足联惋惜，为他惋惜，也为足球惋惜。”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的负责人，前来做简短汇报。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养出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情与拼搏精神结合起来。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尖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地说，“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培养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赛事中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出色的年轻后卫之一。”他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不久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感动，但这样的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不断拉开差距、渐行渐远的足坛中立足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凭借明智决策崛起俱乐部的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不少核心人士都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少到如今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战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当前的世俱杯形式，他忍不住批评道：“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烈讨论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这让人不禁担心，这位曾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依然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考虑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将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完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完全笼罩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暴力冲突，博班一脚踢向警察，从此成为民族英雄。与部分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的时刻，与我个人无关。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获得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钻研历史吧，”他说。而从历史中他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而尝试与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吃力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