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这场足球盛事。然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拉美球队似乎正将世界杯赛场转变为美洲杯的舞台。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以0:2输给了前殖民地智利队，成为本届赛事最早告别世界杯的队伍。有网友调侃道：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美地区强势了四百多年；而这次，西班牙队仅仅逗留了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恩怨情仇，不禁让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因为他用优美的文笔追忆了这项美丽的运动——著有《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著名的左翼斗士以笔为矛，创作了轰动全球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作品将五百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陆的血腥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裕；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发达。这部文笔犀利的经典之作，使其成为出版界的“长青树”和拉美左翼的“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在其晚年观点有所转变。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高龄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年前的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流露出些许反思。他承认，“我曾试图将这本书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当时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变，我本人也改变了许多。”他认为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我现在无法重读它，否则会感到不适。那种传统左派的文风对我来说过于沉重，我的身心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似乎成了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的多样性。至今仍有人视多样性为威胁。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20世纪后期至今东亚的繁荣发展，为加莱亚诺的原有信念提供了一个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黄金十年”，或许更让他感到坚守旧有观念的沉重。实际上，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相比，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验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称赞的。这种转变的发生，或许源于他在四十三年前就曾忧郁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技术女神不说西班牙语”的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改变。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美民众也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历史。有证据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惊人的接纳态度，并对新旧殖民主义历史遗留的伤痛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在思潮涌动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两大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拥抱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和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国家，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持正面看法。同时，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2002年和2010年对8个拉美国家的民众进行采访后发现，在关于“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调查还显示，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演变”，马杜罗总统面临的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次浮现，或许正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充满激情的断言，从感叹号转向问号。这些过去和现在更多强调外部危险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进行内省，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内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和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点选择颇具深意！），共同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不发达——的成因。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和自然环境被归为“无法解释发展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已被证伪。然而，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似乎更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普遍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阻碍。但耐人寻味的是，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都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影响也更深远。“在拉美，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了他的鸿篇巨制《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他不仅强调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重视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变革。同样，持续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不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因为其制度安排只考虑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攫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中所指出的，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从发达状态重新滑落到不发达状态。这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言，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一种引力的作用——民粹主义的诱惑。自1930年起，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间里，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坛，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以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从未消退。今年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组建一个国家思想智库”。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并非受此诱惑最深的国家。历经十年的经济增长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仅依赖于大宗商品，而与技术进步、创新能力和效率提升关系不大，发展似乎在这里只是拐了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地区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甚至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得像津巴布韦……